4月，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以下簡稱“青年失業率”)達18.2%，創下自2018年1月此數據定期公布以來的新高。過往四年，青年失業率每年均呈倒“V”型增長，7、8月達到年內高點，未來幾個月情況會怎樣?
4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景氣報告》也顯示，隨著國內疫情反復、經濟下行等因素影響，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畢業生CIER指數(就業市場景氣指數)為0.71，降至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最低點，明顯低于全國1.56的水平。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4月18.2%的青年失業率?接下來青年失業率是否將持續走高?青年失業率持續高企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可以采取哪些舉措去解決青年人就業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6月2日，記者專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作為中國勞動經濟學界的著名學者，他擁有豐富的國內外學術交流與調研經歷，曾多次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人社部等組織委托的研究課題。現還兼任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等職。
曾湘泉表示：“短期看，失業率上升與疫情沖擊、經濟周期變動有關;長期看，面臨的問題還是怎么解決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一邊是不斷增加的就業困難大學生，一邊是招工難的普工、家政工等。”
|對話|
記者：2018年國家統計局開始公布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什么單獨公布這類人群的調查失業率？這部分人群呈現怎樣的特點？
曾湘泉：
1995年，國際勞工組織幫助國內建立了調查失業率指標，2018年4月國家統計局開始定期向社會公開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在勞動力統計方面，國際勞工組織通常將年齡劃分成三個不同階段——16-24歲為青年勞動力，25-55歲為黃金年齡段，55歲以上為老年勞動力。
國際上各國家的政府在關注困難就業群體中，會對青年人特別關注。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青年失業率大體上是成年人(25歲以上人群)的三倍。
首先，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勞動力普遍面臨摩擦性失業。摩擦性失業一般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個人找工作和企業找人之間的匹配需要一段時間。(失業一般分為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周期性失業三類。)
其次，青年勞動力為就業敏感性人群，受經濟波動影響比較大。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企業的第一反應不是裁員，而是縮招，這對新進入勞動市場的青年人影響比較大。2008年金融危機時，即使是美國沃頓商學院，一半以上的畢業生都面臨找工作困難。
在青年失業群體中，青年女性失業率普遍更高。全球青年女性失業率平均是青年男性的兩倍。例如2022年4月，歐盟27國的男性青年失業率13.7%，女性青年為14%。其中，意大利男性青年失業率25.5%，女性青年為29.3%，希臘男性青年失業率是14.4%，女性青年為46.9%。
記者：如何看待4月18.2%的青年調查失業率，為何今年以來調查失業率持續升高？
曾湘泉：
2021年，全球青年失業率平均為13.6%，低的為北美地區的9%，高的為北非地區的30%。18.2%的青年失業率，在全球層面而言不算低，但也只是較高。
失業率高與勞動力市場供給、需求兩方面變化有關。供給方面，近幾年青年特別是大學生群體供給規模不斷增大。面對不斷增大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需求并未有顯著的增加，甚至遇到問題。中國勞動力需求增長最快、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地區為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但這兩部分地區今年以來受疫情影響非常大，導致勞動力需求不增反降。一增一減下，青年失業率問題開始凸顯。
2020年一季度，在疫情影響下，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發布的報告顯示，就業市場景氣指數也曾短暫面臨嚴重沖擊，但隨著疫情得到控制以及社保減免等政策對中小企業的利好，二季度就業景氣指數出現好轉。但今年的政策效果相比2020年影響程度上可能不是那么明顯。對于中小企業而言，2020年只需要撐過疫情初期那段時間。但此后疫情斷斷續續持續兩年多，很多中小企業就扛不住了。比如航空、餐飲、酒店住宿等很多接觸性行業直到現在都沒恢復過來。這些對就業特別是青年人就業影響很大。
短期看，失業率上升與疫情沖擊、經濟周期變動有關;長期看，面臨的問題還是怎么解決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一邊是不斷增加的就業困難大學生，一邊是招工難的普工、家政工等。
就業的結構矛盾涉及到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現在供給方的學歷不斷升級，大學毛入學率也非常之高。而勞動市場則存在多種各樣的崗位，對勞動者有著不同層次的教育背景要求。于是，教育培訓的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不對稱。
在傳統觀念里，大學生畢業后都是當白領。即使現在就業形勢不好，家政企業、工廠等，招工難依然很突出。菲律賓有700萬左右人群在全球做家政的勞務輸出，其中包括很多大學生，國內則很少青年人去愿意做這一類工作。
記者：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為何與青年失業率升高同時存在？
曾湘泉：
如果沒有疫情，中國現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問題不是就業問題，而是人口老齡化問題。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全國就業人員總量從2018年開始下降，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從2012年開始下降，從2010年至2020年，減少4000多萬。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也顯示，2020年中國人口平均年齡為38.8歲，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從2010年的13.26%上升至18.70%。
當下，勞動年齡人口不足、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問題日益突出。但如果青年失業率高，更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利用率不足、人力資源浪費。
記者：青年失業率持續高企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
曾湘泉：
青年失業人數的增加和社會的穩定性是兩個概念，但兩者也存在一定的關聯。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19年講到，青年失業不僅限制了個人的滿足感，也消除了希望，破壞了社會凝聚力，甚至可能威脅到社會安全。所以需要通過增加教育培訓和就業機會，對年輕人進行戰略投資。青年失業不光是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在家庭層面，大學生失業意味著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減少，這也將造成家庭的財務負擔。
最后，畢業即失業對畢業生一生的收入和職業發展都會構成不利影響。如果簡歷上出現一段時間的空白期，招聘單位會對此有所猶豫。近些年，失業保險基金累計結存逐年增加，累計結余超5000億元。研究發現，很多失業人群選擇不去登記失業領取失業保險，是因為不符合領取資格或擔心留下檔案記錄，這對今后找工作都會造成影響。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項研究還顯示，失業青年通常被列入精神疾病易感人群。
記者：按照歷史數據，每年5-8月，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都會迎來一波上漲，7-8月為年內最高點。這是否意味著接下來三個月這項數據將會進一步突破歷史新高？
曾湘泉：
統計局在統計青年失業人口時，針對的是當前正在找工作且當前立即能工作的人群。但在6月份之前應屆生還未畢業，因此劃入非勞動力，未被算作失業人口。當7、8月份畢業后，那些仍未找到工作，且繼續進行工作搜尋的畢業生，便被納入失業人群，因此會短暫的推高青年失業率。
16-24歲失業的人群，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大學生。納入統計局青年勞動力的人群，專科以上和專科以下基本各占一半。并且，高校畢業生大部分是摩擦性失業，一般可在半年之內解決。按照教育部官方數據顯示，每年7月1號之前，大約有70%左右的畢業生工作有著落，這當然不僅包括就業，也包括繼續升學等，而到年底，即12月31號前，可上升至90%的水平。
按照歷史經驗數據看，應屆生失業占青年失業的比例波動也很大。7月剛畢業時，應屆生人數可占青年失業人口的一半左右，但隨著后面簽約入職，比例會快速下降。半年后，當年畢業生失業人群一般僅占青年失業人群的五分之一。
4月青年失業率達18.2%，但近期多項政策在千方百計的促就業、保就業。因此，接下來青年失業率的走向還得看疫情的控制情況以及政策落實力度。我自己認為，政府的工作力度很大，但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記者：接下來為解決青年人就業問題，應該從哪些角度出發？
曾湘泉：
解決就業難問題，還是需要從供給需求兩方面去解決。
需求方面，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企業就會采取縮招等舉措。因此為促使崗位需求增加，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非常重要。
供給方面也需要調整。青年失業率上升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預期較高。目前，中國制造業容納的就業人數雖然在下滑，但依舊面臨招工難問題。2021年我在青島調研時，一家2000人的企業過去要通過11家中介公司招人，盡管現在通過一兩家公司就夠了，但制造業總的還是面臨工人缺乏問題。與此同時，在中小企業中，大學生比例仍然比較低。為此，高校畢業生需要調整就業觀念、調整就業預期。
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的能力、素質問題也很突出。大學擴招后，設置了很多門檻較低的專業，特別是很多專業，學的全是理論和概念，實踐動手能力很差。這些專業其實很難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
為此，可以采取以下三部分舉措——一是在招生環節，各學校要準確公布就業情況和畢業生去向，發布就業質量報告，幫助家長、學生精準選擇專業，減少人力資本投資失誤;二是在培養環節，高校不能簡單地僅關注學歷提升，而要強調能力培養，為畢業生打造“能力清單”，構建人才素質模型;三是在政策環節，大力倡導“一減一增”，即壓縮管理類、法學、文史哲類招生數量，增加“見習計劃”數量，解決學用脫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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