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文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曾云：“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其實讀書，何嘗不是“應時而讀，因事而讀”？即將過去的2022年，是國際“世變甚亟”、國家“事變亦亟”的一年：2月，普京的俄軍進入烏克蘭，引發了俄烏熱戰及歐美與俄羅斯的加劇“冷戰”；12月，國家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控”，封控政策遽然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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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一尾，其始也，令人倍感憂心；其終也，則使人心存震蕩。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局勢的巨變，在這一年的閱讀生活中，也有著窺斑知豹、洞幽燭微的體現。
一
英國醫學史學家、記者馬克·霍尼斯鮑姆（MarkHonigsbaum）在《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一書中，講述了病毒和其他傳染性病原體的科學進步，反而使醫學研究人員對潛伏的流行病“視而不見”的“悖謬故事”。
《白居易傳: 人間要好詩》
趙瑜 /著
作家出版社
2021年5月
霍尼斯鮑姆指出，自從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和法國細菌學家路易斯·巴斯德在19世紀80年代開創了疾病的“細菌理論”以來，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一直夢想著擊敗傳染病的微生物。然而，醫學微生物學和流行病學、寄生蟲學、動物學以及分子生物學往往被發現存在不足。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微生物在不斷突變和進化，超過了我們跟上它們不斷變化的基因和傳播模式的能力，也是因為醫學研究人員成為特定范式和疾病成因理論的囚徒，對已知和未知病原體構成的威脅視而不見。
有些有先見之明的醫學研究人員，對人類與微生物的復雜相互作用采取更微妙的觀點。例如，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勒內·杜博斯對流行的醫學的傲慢發出了警告。他把人類比作“巫師的學徒”，認為醫學科學已經啟動了“潛在的破壞性力量”，有一天可能會篡奪醫學烏托邦的夢想。杜博斯認為，完全擺脫疾病是一種“海市蜃樓”，“在某些不可預知的時間和方式，大自然會反擊”。
霍尼斯鮑姆在該書中也討論了環境、社會和文化因素在疾病流行和出現模式變化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強調，大多數疾病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生態平衡的干擾或病原體習慣居住的環境的改變。同時，社會和文化因素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在2016年發表的一份有影響力的報告中承認，傳染病的潛在發病率似乎在上升。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城市化和全球化似乎是關鍵因素。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特大城市，大量人口集中在擁擠且往往不衛生的空間里，為新型病原體的放大和傳播提供了理想的條件。而由國際旅行和商業推動的全球互聯互通，意味著一種新出現的病毒，可以在72小時內降落在全球任何國家或大陸。另一個日益重要的因素，則是快速工業化的后發國家對牛奶和動物蛋白的需求不斷增長，這對以前偏遠的動物棲息地造成了壓力，而冠狀病毒等病原體就棲息在那里。
很多研究者多年來一直在警告畜牧業革命會帶來不可預料的生態后果。他們認為，疾病出現的風險“在熱帶森林地區較高，哺乳動物生物多樣性較高，并且正在經歷與農業實踐相關的人為土地利用變化”。換句話說，允許人們在棲息著各種哺乳動物物種的森林邊緣耕作，或深入同一森林尋找木材和叢林肉，會給大流行事件的出現帶來明顯的風險。
傳染病是生態網絡的一部分，而生態網絡本身受到一系列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正如杜博斯1958年所說，“微生物疾病是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杜博斯建議，科學家有責任“避免智力的驕傲，警惕對自己所知的廣度和深度的任何幻想或偽裝”。杜博斯建議醫學研究人員培養對意外事件的警惕性，認識到即使是對生態平衡的微小干擾也可能導致許多令人驚訝的后果。在職業生涯的最后階段，杜博斯越來越關注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強調“地球與人類的共生關系”。
《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
[英]馬克·霍尼斯鮑姆 /著
谷曉陽 李曈 /譯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300788)社
2020年5月
霍尼斯鮑姆強調，回顧過去一個世紀中爆發的大流行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還會有新的瘟疫和新的大流行。這不是如果的問題，而是什么時候的問題。恰如加繆所說：“歷史上的瘟疫和戰爭一樣屢見不鮮——然而，瘟疫和戰爭卻總是讓人類驚訝不已！”
二
新冠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問題，也是2022的閱讀中始終關注的重點。目前，有眾多研究對于三年以來的后新冠經濟復蘇進行了探討，其中不乏有參考價值的建議。
世界銀行研究人員德米爾古齊-昆特（AsliDemirguc-Kunt）、羅克申（MichaelLokshin）等人在《開放軌跡與經濟復蘇: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波后的教訓》的研究報告中，分析了歐洲、亞洲部分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波大流行后的復工進程，并就不同復工軌跡及其時機和速度對經濟復蘇的影響提出了建議。
該研究認為，與在疫情得到控制前倉促取消限制措施的國家相比，采取逐步、分階段重新開放措施的國家，經歷了更強勁的經濟復蘇。從全面封鎖到部分封鎖再到不封鎖，似乎比迅速解除從全面封鎖到不封鎖更有效。同樣，與全面復工相比，經濟活動似乎對部分復工反應積極。通過逐步取消嚴格措施而不是更快地取消嚴格措施而緩慢重新開放的國家，也會經歷更強勁的經濟復蘇。
同時，良好的政府治理，尤其是民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是經濟復蘇的關鍵因素。在逐步重新開放的國家中，對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經濟恢復速度就越快。另外，隨著各國的重新開放，對大流行傳播的恐懼和焦慮可能會阻礙經濟活動的復蘇，因此，政府及時準確地向民眾提供關于疫情進展情況的客觀信息和數據，是促進更快的經濟恢復的有效政策工具。
加拿大研究者馬瓦尼（FarahN.Mawani）等人在《COVID-19經濟應對和恢復:文獻研究回顧》）一文中，對于在新冠疫情的社會經濟應對措施對于保護就業、促進中小企業和保護正式/非正式部門的工人的干預措施方面，進行了比較系統、全面的評估。
該項研究指出，由于全球、區域和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背景的劇烈變化，以及新冠疫情危機前所未有的性質和范圍，擴大為應對之前的危機(包括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而制定的干預措施的潛力，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加強研究、評估和擴大新冠疫情經濟應對干預措施，非常重要。
目前，針對被排除在外的特定群體的干預措施，集中在非正規工人、婦女、種族化群體、移徙工人、青年和老年工人。然而，面臨更高風險的其他群體，包括受教育程度低或較低的工人、孕婦、母親、殘疾工人、有權工作的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少數民族工人、不穩定的零散工，以及一線的不穩定的衛生保健工作者。研究者認為，迫切需要進一步研究設計、實施和評估新的政策，以確保減少在疫情后經濟復蘇過程中邊緣化和高風險人群所面臨的社會經濟不平等。
該項研究認為，考慮到新冠疫情及其經濟危機的規模和范圍，單一的干預措施本身是不夠的。保護就業、中小企業和工人是一項復雜的工作，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或政策措施可以充分解決這些問題。研究需要側重于設計、實施、評估和擴大全面的補充干預措施，共同覆蓋所有工人，包括非正規工人和從事不穩定就業的工人。要通過重新分配資源來打破目前的性別權力失衡，并通過性別再分配方法增加婦女參與決策，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
同時，剝削和不平等并不局限于性別，有助于所有邊緣化人群的關鍵戰略是加強所有國家的社會安全網，為需要的公民提供最低收入，為所有人提供可獲得的醫療保健，為那些無法實行“社交距離”的人(如無家可歸者和被監禁者)提供住房和其他保護；加強勞動保護，最大限度地保障那些在疫情期間必須繼續工作的人的安全；為那些必須照顧家庭成員的人提供帶薪休假。
這些研究者強調，應對新冠疫情、致力于經濟復蘇中的社會經濟平等的舉措，不可能有“一刀切”的解決方案。政府治理、制度環境、能力、自然地理和財政空間的差異，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實施系統的干預措施。研究者們呼吁，我們需要作為一個全球共同體共同努力，實現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復蘇”。
三
面對全球疫情開放前后紛擾、混亂的局面，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如何找到確定的信心？英國知名科普作者、英國薩里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艾爾-卡利里（JimAl-Khalili）在其新著《科學的快樂》一書中，運用他的科學研究經驗，試圖幫助讀者科學、理智地對當前關于新冠疫情的諸多社會爭論進行反思。
The Joy of Science
[英] Jim Al-Khalili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年4月
該書是艾爾-卡利里本人在過去兩年疫情居家隔離期間反思的產物。他在書中指出，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古已有之。在混亂與錯誤的信息濃霧中蹣跚而行，人類做出決定并采取行動。科學思維正是以這種未知與不確定為前提，樹立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將科學的可證偽性、可重復性運用于對日常生活的思考，我們能夠獲知關于世界的更多真相，使得生活變得科學、快樂而理性。
艾爾-卡利里提出，要用科學思維理解社會爭論，可以通過八個核心思維方式進行：第一，基本的事實是存在的；第二，避免對現象進行簡單化解釋；第三，擁抱神秘，揭開神秘；第四，勇于理解看似復雜的問題；第五，學會區分事實與意見；第六，質疑之前，反思偏見；第七，不要不敢轉變立場；第八，突破信息繭房，構建科學溝通渠道。
如今，盡管已經有數億的人感染了病毒，并有數百萬人的死亡，但仍有陰謀論認為新冠疫情是假新聞，新冠病毒是實驗室的產物，5G技術是病毒蔓延的主推手。這種現象是為一種新式的唯我主義，許多人居住在由虛假敘述與錯誤信息建立起來的平行現實中，虛擬與真實相互交疊與雜糅，形成難以突破的繭房。面對陰謀論，除了保持獨立思考的定力之外，我們如何有效地突破虛假信息的藩籬？
艾爾-卡利里指出，從全球范圍來看，科學家、公眾與政府的配合是至關重要的。科學家應始終為政府提供其領域內的專業建議。政治家們權衡這些可能相互沖突的專業建議，綜合考量不同政策的成本與收益，并做出最終決策。在這個過程中，公眾輿論是政策決策者不斷關照與傾聽的對象，而公眾的立場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學家的權威判斷。在科學、社會和政治之間的復雜回路中，公眾的理性參與與發聲，能夠使得決策過程更加透明與開放，使得理性之聲逐漸驅散偏見的迷霧。
誠如艾爾-卡利里在該書中的結論所說，在新冠疫情打破了國界、文化、種族與宗教的變局之下，人類需要像合作解決重大的科學難題一樣，形成基于科學理性的人類共同事業。只有當各國政治家們從目前普遍存在的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態度中抽身出來，科學家們秉持客觀判斷、科學預測的職業操守，公民們成為傳播科學與智慧的中介，我們才能借著科學、民主、理性之光，走出偏見、謬誤和愚蠢，實現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實現人類的共同福祉。
（作者系社會文化學者）
劉軍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北京大學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研究員和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文化比較研究、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等領域，在相關領域著述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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