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某地方證監局的一份通知，在公募基金行業掀起軒然大波。

該通知要求，轄區內基金公司5月底前報送薪酬激勵約束機制的落實方案;還提出要抑制薪酬過高，增長過快，要有對少數冒尖情況的相關調控措施;各基金公司應通過2022年薪酬發放方案，報送2021年人均薪酬增幅比例，中位數及平均數、最高數與最低數的倍數等信息，并進行近三年薪酬等數據分析。

自1998年首批公募基金公司成立以來，公募行業一直位于人才金字塔尖，從業人員向來以高學歷、高薪酬著稱。伴隨行業全面發展，頭部基金經理和高管的薪酬，不斷走高。

公募或許不是人均薪酬最高的行業，但肯定是最“穩”的高薪行業。薪酬改革方案即將落地，一場行業颶風在所難免?

最“穩”的金領

薪酬高低與行業起伏，息息相關。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有些行業的高薪時刻已成云煙，而有些高薪神話卻仍在繼續。

十年前，公募基金業便有人均收入過百萬的傳聞。一名長期負責基金審計的人士透露，華南某頭部基金公司2008年和2009年支付職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分別約為1.5億元、2億元。對應150人左右的員工數量，人均年收入已站上百萬大關。

2020年，華夏基金股權轉讓，讓外界得以窺得行業領頭羊薪酬的冰山一角。2008年和2009年，該基金公司支付給職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分別為5億、6.69億元。按華夏基金在職人數估算，上述兩年，其人均薪酬和福利分別達130萬和124萬元。

人均薪酬高的前提，是人均創收高，盈利能力強。一名資深業內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公募基金的營收規模和利潤體量雖然遠不如銀行、券商、保險，“但員工數量少，人均創收高、盈利能力強，這是高薪基礎。”

“公募基金從業人員收入高，行業應如何體現社會價值，這是大家討論比較多的。”一家銀行系基金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在大眾眼中，高端制造業、戰略性行業的社會價值高，“但二級市場炒股票聽起來就不那么‘高精尖’。”

業內人士對高薪情況也有反思。一家基金公司的負責人曾公開表示，在目前大環境下，過度的、短期的激勵會引發各種短期行為，進而損害投資人利益。這名負責人認為，一些過度追求短期排名的做法，會使產品的回撤和波動非常大，并且誘發投資者在比較高的價位進行申購。

公募行業薪酬改革已在路上。“現在年終獎都還沒發，以往中后臺的年終獎，在三四月就會結清。”一家華南基金公司內部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披露。

“原以為薪酬改革只會沖擊某些頭部基金經理。但作為一攬子方案，一些中后臺高管已經開始找員工談話，這是一個信號。”上述華南基金公司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年終獎縮水，似乎已近在咫尺。

神話與現實

外界對公募基金天價薪酬的關注，一直沒有停息。

傳奇基金經理王亞偉的千萬年薪，曾被視為公募行業“天花板”。近年，頭部基金經理的管理規模迅速增長，高薪傳聞也愈發受人關注。

董承非自掏腰包，4000萬元自購，就可管窺頭部基金經理的高收入。知名基金經理蔡嵩松也曾被傳年終獎高達7000萬元。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否認了該傳言。外界猜測并非毫無根據：300億元管理規模，對應1.5%管理費，再加之基金經理15%的分成，如此算來即約為6750萬元。蔡嵩松公開表示，他個人資產都在房產上，甚至“有一些學區房壓力”。

“很多傳言都是假的，我們公司的薪酬制度是背靠背，我根本不知道同事拿多少錢。”滬上某基金公司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2017年，太智聯合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基金經理稅前年薪(包括稅前年終獎)中位數為169萬元。太智聯合數據顯示，基金公司總經理平均稅前年薪(包括稅前年終獎)為511萬元，副總經理平均稅前年薪(包括稅前年終獎)為337萬元。

多起勞資糾紛將基金行業的績效獎金情況公之于眾。

2017年8月，中海基金前任總經理黃鵬離職，而后因遞延獎金未發放而與老東家對簿公堂。黃鵬年薪為138萬元，離職后并未拿到2015年專項激勵計劃獎金69萬元。長信基金前基金經理薛天，每月工資為稅前8.33萬元。離職后，他向長信基金追討2016年度績效739.41萬元。

“一家獨大”的獎金分配機制也浮出水面。2015年，薛天所在的國際業務部，績效獎勵為187.62萬元，實際發放薛天的績效獎金就高達167萬元。此外，薛天稱2016年部門績效獎勵為850.11萬元，應發放薛天的績效獎金739.41萬元。薛天“討薪案”還披露了長信基金的獎金發放節奏。在2016年一季末發放一部分后，大頭在2017年1月才先后發完。

國聯安基金的“討薪案”，則將該公司年終獎體系公之于眾。2015年，這家規模排名50名開外的基金公司，計提的年終獎高達1.35億元。該公司人力總監陳某索要的年終獎達739萬元，但后續將金額降低至160萬元。2015年，監察稽核部總監年終獎89萬元，風險管理部總監115萬元，人力資源副總監年終獎88萬元。

被平均的薪酬

“我們的客服人員每月基本工資才4000元。”一家基金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不過，中后臺工作人員的薪酬也靠天吃飯，依據不同行情拿月數不等的年終獎。”

仍有人愿意從頭部互聯網大廠跳槽到公募基金擔任中后臺。劉燁(化名)曾在一家互聯網大廠任職，后加入上海一家中型基金公司。劉燁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薪酬超不多，但加班更少，何樂而不為。”

一家頭部基金公司的高管以高收入著稱，傳言副總經理年薪為3000萬-4000萬元。

“頭部基金經理的收入，對標私募基金經理。”某資深業內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以“公轉私”的基金經理林鵬為例，首日發行規模為150億元，按1%的管理費計算為1.5億元。“除去渠道分成，大幾千萬跑不掉。大頭還是行業慣例的20%業績提成，遇到牛市分分鐘財務自由。”這名業內人士說。

“倘若基金管理費與業績掛鉤，甚至基金經理收入與業績表現關聯，這沒有問題。業績出色的基金經理多拿點，業績平庸的基金經理少拿一點，才是王道。”某不愿具名的基金公司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薪酬水平和工作強度也相對應。”

中郵基金因已在新三板掛牌，是一個可探究的行業樣本。時代周報記者梳理，中郵基金掛牌新三板以來，高管平均年薪下降趨勢明顯。2016年，7名高管薪酬合計超過4000萬元，人均年薪近600萬元;2017年，7名高管的合計年薪已將至3877.68萬元，人均554萬元。2018年，中郵基金新增2名高管，9名高管的平均年薪進一步降至440萬元。2019年，其高管人均年薪繼續下滑，跌至190萬元。此后，該基金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始終在200萬上下徘徊。

總體而言，盈利能力越強的基金公司，員工薪酬越高。“但究竟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這是一個問題。”某華南基金公司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如何平衡公司發展和員工激勵機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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