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中成藥聯盟采購公告》印發，我國30個省級單位(不包括湖南、福建和港澳臺)將組成全國中成藥聯合采購辦公室，由湖北醫保局牽頭。這標志著，中成藥集采已經從區域試點向全國鋪開。與此同時，各地也在中藥配方顆粒、中藥飲片等領域探索省級、省際聯盟集采——整個中藥行業降價“風暴”來襲。

中成藥集采的底層邏輯之一是“騰籠換鳥”。

長期以來，部分中藥產業界人士將《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這一中央文件當作是規避集采等監管政策的“擋箭牌”，這是站不住腳的。中央確實重視振興中醫藥事業，不過，中央鼓勵的是“中醫藥一體發展”，絕不是固化“重藥輕醫”的格局，更不是為中成藥提供“超國民待遇”。

比如，上述中央文件一方面提出“重點考慮中醫等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醫療服務價格”，另一方面提出“研究取消中藥飲片加成”。由此可以看出，降低醫藥產品比重，提升醫療服務比重的“騰籠換鳥”醫改策略，對中醫藥也是同等適用的。中成藥的產業化、資本化程度高，中醫服務則存在地域化、門派化等特性而難以實現大規模標準化生產與盈利，“重藥輕醫”符合經濟理性。不過，在全國中成藥集采落地之后，有關企業需要加速“醫藥并舉”的業務轉型，研發生產以臨床證據為基礎的創新產品，并聯合有關中醫院、中醫診所提供中醫優勢病種的醫藥一體化服務。

中成藥集采的底層邏輯之二是擠壓“水分”。

帶量集采不僅是一項控費政策，更是一項醫改政策。和西藥一樣，中成藥集采以接近于全國的超級市場，換取全國最低中選價格，并強制采購地區的醫保定點醫療機構、零售藥店足量使用，從而為制藥企業節省大比例的流通成本，以避免違法違規的“帶金銷售”。信息披露數據顯示，2020年，上海凱寶、嘉應制藥、中恒集團、廣譽遠、步長制藥、羚銳制藥6家中藥上市企業的銷售費用占比均超過50%。這顯示出銷售費用仍有巨大的下降空間。只有通過集采省下一大筆錢，才能降低中藥治療患者“看病貴”的負擔，也才能讓中醫院、西醫院失去通過“大處方”創收的動力。

中成藥集采的底層邏輯之三是制度公平。

近年來，隨著化學藥、醫用耗材被分批納入國家和地方集采，中選品類的市場容量、利潤增幅明顯下降。與此相對應，一度處在集采之外的中成藥反而成為“香餑餑”，產值和利潤保持高速增長。2021年，我國中藥工業的營收高達691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2.4%;利潤總額同比增幅更是高達37.1%。受高回報驅動，連外資龍頭企業阿斯利康都從“賣西藥”延伸到“賣中藥”“建園區”，與成都市政府合作設立中醫藥創新產業基地。如今，國家醫保局正式啟動全國性的中成藥集采，勢必將填平這一“政策洼地”，讓中西藥產業處于公平的競爭環境。

鑒于中成藥產業特征與西藥有很大不同，為推進中成藥集采順利推進，筆者認為要闖過“兩大關”：

一個是質量關。任何醫藥產品的集采政策都必須不犧牲產品質量、患者安全為前提。

國家醫保局旗下新媒體“中國醫療保險”承認，中成藥一般是根據千百年流傳的經典名方制作而成，缺少西藥一致性評價的支撐，意味著中成藥之間的質量、療效等方面缺乏可靠的判斷標準。再加上中成藥的藥效有賴于上游的道地藥材質量，且后者受供需關系、天時地利影響而價格變動很大。下一步，一方面，國家藥監局要加強藥品質量安全監管，嚴防集采中選廠家克扣中成藥的產品質量;另一方面，國家醫保局要加速研發中成藥價值評估模型，在價格因素的基礎上，綜合醫療機構認可度、藥品企業供應能力、企業創新能力、招采信用評價、產品質量安全等質量安全、履約信譽指標，最終實現“基于價值的定價”。

一個是控費關。有關行業數據顯示，中成藥在醫療機構端的銷售約占12%-15%，零售藥店端約占25%-28%。鑒于中成藥大部分品種的院外渠道大于院內渠道，甚至部分品種不在醫保報銷范圍內。假如部分中成藥企業決心走院外渠道、非醫保市場，以維持其高定價，不排除出現部分品種在集采中棄標。

有業內人士分析道，本輪納入集采范圍的中成藥品種均有多個廠家供應，有望促成更為充分的價格競爭。此前，湖北醫保局牽頭的省際聯盟集采也成功探索了“對功能主治相近的不同名稱藥品進行合并集采”，有效解決了中成藥獨家品種過多、規避同組競價的問題。未來，對通過其他手段實施規則博弈、無故維持高價的品種，國家醫保局、全國聯采辦還可以通過價格監察、信息公開等手段施加民意壓力，倒逼品間差異過大的品種價格回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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