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國家發改委發布《“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其中提出，推動開展城市設計，加強城市風貌塑造和管控，促進新老建筑體量、風格、 色彩相協調。落實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新時期建筑方針，治理“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亂象。嚴格限制新建超高層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嚴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
這是自2020年以來，相關部委第四次提到“限高”的政策。顯然，國家對于城市建筑高度的管控力度逐步加強，此次寫入《“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更是一個鮮明的信號——建設超高層建筑將受到嚴格限制。
與城鎮化進程密切相關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我國城鎮化突飛猛進。在2000年之前，我國城鎮化率還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經歷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大規模城市建設和城鄉人口流動后，我國城鎮化率于2011年首次突破50%，實現了歷史性的結構變化。隨后，城鎮化率很快突破60%。
按照諾瑟姆曲線的理論，城鎮化率達到70%后，將出現第二個拐點，即城鎮化進程趨于平緩的成熟階段。
當前，我國即將達到城鎮化的成熟期，大規模的城鄉人口轉移不會再持續出現，這意味著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也將相應減少。在一些三四線城市，甚至出現了住房數量比人口數更高的怪現象;空置的高層住宅和寫字樓大量出現。
而隨著少子化和人口老齡化發展，未來人口數量將不足以支撐超大規模的城市建設。相應的，地產市場也呈現萎縮態勢。近兩年，各地樓市趨冷和“搶人”風潮，都體現了這一趨勢。因此，適配于大規模、快速城市化的高密度、超高度的城市建設模式，將不再可持續。
資本和技術造就大量超高層建筑
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資本和技術是驅動城市發展的兩條主線。
從資本來看，容積率可以看作是地塊的資本密度。資本驅動的城鎮化，土地財政和地產經濟形成合力，從而造成了大量的高密度社區的出現。
同時，19世紀末開始大規模推廣的電梯技術，為大量高層、超高層建筑拔地而起提供了有力支撐。
但技術對空間的拓展能力，依然存在上限。特別是考慮到消防因素，各國對于超高層建筑都有不同的管控要求。
在我國，為確保消防安全，居住區的高樓一般不能超過100米。于是，在地產開發中，大量99.9米的高樓拔地而起，撐起了一片片百米高樓組成的高原，這既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同質化趨勢，也嚴重影響了各地的城市形象美學。
密集的居住區，在突發疫情時，更容易發生社區傳播。所以，歷經疫情，各地都對高密度樓宇進行了深刻反思。本質上代表著高資本密度，形態上體現為高建筑密度和高度的樓宇，是否在面對各類不確定性的城市風險時，能夠展現出韌性?
多數人對此表示否定的態度。因此，中等密度、布局合理、健康宜居的居住區，開始成為倡導的方向。健康社區、完整社區、綠色社區，在各地也不斷得到示范和推廣。
此外，大量高密度城區和超高層建筑的存在，也加重了城市交通擁堵的惡化。
我國很多城市居住密度高，而相應的道路面積占城市建設用地的比例較低，路網密度較低，這些因素導致可用的人均交通空間不足。因此，在許多城市的超高層樓宇周邊，上下班的高峰期很容易造成大規模的交通擁堵，形成明顯的“堵點”。
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許多發達國家，半個世紀以來的城市蔓延早已被廣為詬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間便是郊區居住區大量存在的斷頭路。而超高層建筑，恰是立體的斷頭路。不同建筑之間缺乏交通廊道的聯系，大量人流物流都需要通過電梯進行垂直的交通組織，這也會產生一系列立體交通的問題。
與實現“雙碳”目標背道而馳
其實，建筑行業是我國的“碳排放大戶”，建設超高層建筑也與實現“雙碳”目標背道而馳。
就拿超高層建筑能耗來說，其電梯運行與超高層供水，是額外新增的兩大電力消耗領域。有研究顯示，一棟摩天大樓每平方米年耗電量高達139度，能耗遠高于其他建筑，因此被稱為“電老虎”。
這是因為建筑達到一定高度后，隨著高度的增加，建筑能耗邊際成本遞增的趨勢會愈發明顯。對于體量巨大的高層、超高層建筑來說，各樓層的通風系統、垂直升降、給排水和強弱電系統以及阻尼系統等每天都需要大量能源供給，在建造中往往突破建筑節能的規范要求。
以150米超高層住宅為例，單個電梯能耗較100米高層住宅高出40%以上。超高層住宅相較于普通高層住宅額外增加的供水耗電量約為2400千瓦時/年。由于通常需要水泵、水箱分段抽送，部分樓層水壓過大，水龍頭水流過快，也容易造成水資源浪費。
而且隨著這些超高層建筑不斷老化，以及功能更新迭代，其能耗同樣是不斷遞增的，甚至在拆除環節，成本、難度和廢物產出量也相對較高。可以說，超高層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耗頗為驚人。
在城鄉建設方面，去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動城鄉建設綠色發展的意見》明確要求，轉變“大量建設、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設方式，推動綠色轉型。其中，重點就包括嚴格控制新建超高層建筑，同時加快推進既有建筑節能改造，因地制宜推進建筑可再生能源應用等。
代表著未來城市發展方向的雄安新區，在設計伊始，就拒絕高密度的城市建設模式。通過引入代表著可持續發展的“小街區、密路網”模式并與本地的自然環境、地域文脈的結合，打造出中低密度、綠色、低碳、可持續的城市建設的新模式。
在2018年，中央對于雄安新區規劃批復時對此表示肯定，提出：“(雄安新區)要細致嚴謹做好單體建筑設計，追求建筑藝術，強化對建筑體量、高度、立面、色調等要素的規劃引導和控制，原則上不建高樓大廈，不能到處是水泥森林和玻璃幕墻。”
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培育
在改革開放后的快速城鎮化進程中，柯布西耶式的現代化高層樓宇，以流水線生產的形式在我國各地遍地開花。
一方面，分稅制下的城市企業主義造成了各地城市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相互競爭的局面。超高層建筑往往作為地標出現，用于城市的品牌打造，吸引資本特別是外資。在一個階段，各地紛紛展開了高樓競賽。
比如，上海有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廈、深圳有592.5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北京有528米高的北京中信大廈、廣州有塔身主體高454米的廣州新電視塔。其中，大部分建筑都由歐美建筑事務所設計，用于體現城市的國際化雄心。
另一方面，超高層建筑作為舶來品，契合了布爾喬亞的集體想象：好萊塢和香港電影里的摩天大樓，以及出入其中的西裝革履的白領，屬于人們對于現代的一種狹隘迷失。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高層建筑的表層的物質性與其使用者身份的制定相互吸引，產生了對于高樓大廈大量的需求與市場。
但通過這些年的建設，人們發現超高層建筑進一步加重了“千城一面”的問題。它們往往以一種資本的浮夸、炫耀的風格植入城市之中，缺乏對于本地歷史文化底蘊的尊重，與城市傳統肌理格格不入，造成了城市風貌的混雜與識別性的降低。
“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亂象在各地開始顯現，與超高層建筑相伴而生的，是大量異型建筑和山寨建筑，不僅拉低了城市審美，更不利于一種健康、積極的城市文化的培育。
對于一些歷史文化名城來說，超高層建筑還形成刺眼的天際線，嚴重影響了城市的歷史文化韻味與感知性。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倡議，歷史文化名城不僅要保護歷史建筑和文化遺產，而且要嚴格控制歷史文化遺跡周邊的現代化城市建設與開發。但在我國很多古城卻可以看到，存在大量高層、超高層建筑，它們與古城風韻格格不入，嚴重破壞了歷史文化古城的風貌。
因此，這次對于超高層建筑建設的進一步規范和限制，體現了我國在新時期對于城市建設和城市風貌管理，更加科學和審慎的態度。
以人為核心的城市發展觀
在20世紀初，以紐約、芝加哥為代表的美國城市，通過超高層建筑向全世界傳達了現代主義的雄心。而在21世紀初，中國的城市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短短數十年間消耗了歐美幾個世紀的鋼筋、水泥等建材消耗量，一大批超高層建筑代表了快速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和榮耀。
在現代主義之風吹遍全球一百余年后，終將成為歷史。
“凡是過去，皆為序章。”在進入更加平穩的發展階段后，我國將會更加理性和成熟地對待超高層建筑。這意味著一種以財富炫耀為出發點，以資本密集為表征的高密度城市建設模式的終結，同時也意味著更加以人為核心的城市發展觀的落實。
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成為歷史，意味著城市外在的高大豪華，在未來將讓位于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成為城市發展的第一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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