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入攻堅階段，以及越來越多的“套路貸”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對“套路貸”犯罪數額認定問題的分歧尤其突出，亟待根據“套路貸”違法犯罪的特點厘清司法認定脈絡和標準，以確保此類案件司法裁判做到罪刑相適應，實現對“套路貸”違法犯罪的精準打擊。

“套路貸”是近幾年出現的新型違法犯罪，司法實踐中對“套路貸”案件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問題存在諸多爭議。為準確甄別和依法嚴厲懲處“套路貸”違法犯罪活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4月出臺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套路貸”刑事案件相關問題的司法認定提出了指導意見。而隨著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入攻堅階段，以及越來越多的“套路貸”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對“套路貸”犯罪數額認定問題的分歧尤其突出，亟待根據“套路貸”違法犯罪的特點厘清司法認定脈絡和標準，以確保此類案件司法裁判做到罪刑相適應，實現對“套路貸”違法犯罪的精準打擊。

首先，認定“套路貸”犯罪數額，應堅持從整體上予以否定性評價的原則。這是因為“套路貸”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誘使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借貸”或變相“借貸”“抵押”“擔保”等相關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并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違法犯罪活動。

“套路貸”與平等主體之間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貸關系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產的目的，客觀上通過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制造民間借貸假象、制造資金走賬流水等虛假給付事實、故意制造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惡意壘高借款金額、軟硬兼施“索債”等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違法犯罪活動的行為，“套路貸”雙方之間所進行的利益交換完全不對等;而后者則是平等主體之間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一種民間金融活動，借款人通過借貸方式從出借人處融資，出借人依法可從借款人處獲取適當高于同期銀行利率的利益回報，從而使出借人與借款人之間實現了互利互惠。也就是說，“套路貸”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過故意設置不平等條款侵犯他人財產的違法犯罪行為，在認定其犯罪數額時應切實把握“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一本質特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不存在合法利益保護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意見》第6條第1款明確規定，在認定“套路貸”犯罪數額時，應當與民間借貸相區別，從整體上予以否定性評價，“虛高債務”和以“利息”“保證金”“中介費”“服務費”“違約金”等名目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財物，均應計入犯罪數額。

其次，認定“套路貸”犯罪數額，應堅持主客觀一致評價的原則。由于“套路貸”犯罪是一種占有型的侵犯財產犯罪，犯罪數額大小是衡量此類犯罪社會危害性大小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責輕重的重要標準之一，因而在認定“套路貸”犯罪數額時，既不能簡單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惡意壘高的借款金額等同于犯罪數額，也不能簡單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占有金額等同于犯罪數額，而應結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進行綜合評價。

簡而言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目的而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關系人“追討”“索要”的“虛高債務”和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的“利息”“保證金”“中介費”“服務費”“違約金”等全部財產金額，即為“套路貸”的犯罪數額。當然，《意見》第6條第2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給付被害人的本金數額，不計入犯罪數額;《意見》第7條規定，有證據證明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實施“套路貸”而交付給被害人的本金，賠償被害人損失后如有剩余，應依法予以沒收。

根據主客觀一致評價的原則要求，認定“套路貸”犯罪數額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把握：

一是對于“套路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簽訂了“借貸”或變相“借貸”“抵押”“擔保”等相關協議的，原則上協議所確認的“虛高債務”和雙方“約定”的“利息”“保證金”“中介費”“服務費”“違約金”等都認定為“套路貸”犯罪數額，既包括已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占有部分金額，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希望占有但尚未實際占有的惡意壘高借款金額;

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惡意壘高的借款金額與其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的金額不一致的，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次惡意壘高不同借款金額的，應以其最后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關系人索取的“債務”金額為“套路貸”犯罪數額;

三是從整體上予以否定性評價,并不意味著對“套路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交付給被害人的本金不作犯罪數額的否定性評價，而是對該部分已向被害人實際交付的本金因系“犯罪成本”而在性質上應當作出“非法性”的認定，確立法律不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要求被害人返還其實際給付的本金權利的原則。

再次，認定“套路貸”犯罪數額，應堅持具體情況區別評價的原則。《意見》第4條規定，實施“套路貸”過程中，未采用明顯的暴力或者威脅手段，其行為特征從整體上表現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被害人財物的，一般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在實施“套路貸”過程中多種手段并用，構成詐騙、敲詐勒索、非法拘禁、虛假訴訟、尋釁滋事、強迫交易、搶劫、綁架等犯罪的，應當根據具體案件事實，區分不同情況，依照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數罪并罰或者擇一重處。

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對于“套路貸”犯罪，無論是適用數罪并罰還是擇一重處，在認定詐騙、敲詐勒索、虛假訴訟、尋釁滋事、強迫交易、搶奪、搶劫等犯罪數額時，都應根據具體案件事實，并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觀犯意和客觀行為特征對所構成各罪分別作出評價，尤其是不應為片面追求處罰上的“從嚴”“從重”而對犯罪數額認定作重復評價。而對于“套路貸”犯罪團伙和犯罪集團的成員，則應嚴格依照刑法規定的共同犯罪處罰原則，根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按首要分子以集團的全部犯罪數額，主犯以其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數額，從犯以其參與的全部犯罪數額，分別認定各成員應承擔刑事責任的犯罪數額。此外，對于“套路貸”犯罪既遂、未遂數額的認定，應根據《意見》第6條第3款和相關罪名所涉及的刑法、司法解釋規定，已經實際占有的財物數額，應認定為犯罪既遂數額;已經著手實施“套路貸”,但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按照已著手非法占有的財物數額認定犯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