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二年（222年）閏六月，劉備集蜀中全部力量伐吳，結果在夷陵被東吳大將陸遜擊敗，《三國演義》中以一幕“火燒連營”訴說了劉備人生中最大的慘敗，這使得剛獲得天下一隅而登極稱帝的劉備，幾乎損失了他積攢多年的力量。在這次失敗后，劉備收拾剩余的兵力，沒有回成都，而是在永安停駐不前，逗留足足有十個月。劉備最后的時光是在永安度過的，后來在白帝城托孤給諸葛亮和李嚴。
劉備在這十個月間，整體梳理了自己的一生，也終于想明白了漢室基業的重要性。面對著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切，劉備與諸葛亮達成了一個共識：復興漢室是蜀漢立業的基礎，是終極目標，是這個政權的根基。而這個目標如何實現，如何不流于口號，就是北伐討賊的事業必須展開，必須北伐才能解決蜀漢的存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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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蜀漢存亡問題，不光是未來的事，更是眼前的事。章武二年十二月，漢嘉郡太守黃元聽說劉備病重，據郡反叛。到了次年三月，他已兵近臨邛，目標直指成都。益州南部的四郡中，越嶲郡、益州郡、牂牁郡都發生了叛亂，并波及著永昌郡，可以說蜀中上下人心浮動，似乎要掀起一場大亂。劉備非常明白蜀中的問題，他這個外來者如今遭此大敗，未來無法想象，只能是寄希望于與他有同志向的諸葛亮，并且在白帝城托孤時劉備將蜀漢的立業根基牢牢扎進了人心。
為什么蜀漢是三國中最先滅亡的政權？為什么劉備復興大業會成為明日黃花？為什么蜀中人心散了？歷史學者饒勝文以一本《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蕩與沉墜》，講述了劉備、諸葛亮以及蜀漢政權的興盛與衰敗，那些熱點問題在作者基于史料與文獻解讀的邏輯整理中，為讀者將蜀漢興衰的邏輯鏈條補充完整，在大國博弈之中，找到蜀漢政權從建立到轟然倒塌的全部密鑰。
諸葛亮時代人們耳熟能詳，他對魏國數次北伐，在蜀中樹立了“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政治基調。而在諸葛亮去世后，整個蜀漢的政治風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諸葛亮治軍治國主張用法嚴峻，他以開誠布公、用心平允、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的政治態度，團結蜀中人民，使得復興漢室的信念變成一種全民共識。雖然北伐勞民傷財，但在諸葛亮時期，正因為有這種共識，人民才能以道義平息因大量動員和征用而產生的怨氣。
諸葛亮之后，由蔣琬和費祎這兩位他欽點的大臣來接替執政，雖然他倆“咸承諸葛亮之城規，因循而不革”，社會矛盾卻愈演愈烈。其主要在于，諸葛亮之后的二代執政階層對于復興漢室的信念漸漸弱化，政治認同也越來越遠。從后主劉禪到各級官員，在信念漸弱的情況下，使得蜀中問題成為重點，人們被眼前事糾纏，“如何治理蜀中”“如何在亂世中偏安”成為人們首要考慮的，而勞民傷財的北伐逐漸染上了負面色彩。
繼馬謖之后，對于復興漢室最有共鳴的要數姜維。在費祎遇刺之后，姜維擺脫束縛，成為蜀漢政權主政大臣。他主張恢復北伐，繼續諸葛亮未竟事業。但此時，蜀軍已經不清楚北伐是為何而戰，最支持姜維北伐的只有新近來降的曹魏宗室夏侯霸和長期鎮撫南中的張嶷。諸葛亮時代留下的舊將，只剩張翼和廖化，在北伐的立場上他們都不支持姜維，認為蜀中“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可想在軍中彌漫著怎樣厭戰的情緒。
在蜀漢朝中，大儒譙周以《仇國論》主張蜀漢遠離中原戰事，認為天下大事蜀漢無力抵抗天命，這個論調基本上主導了蜀漢末年的輿論導向。所以，在蜀漢末期出現了奇怪的現象，一邊是姜維的數次北伐，高舉復興漢室大旗；一邊是朝廷中彌漫的天命論，反對窮兵黷武的呼聲占據輿論主流。書中作者也指出，在輿論的攻勢下，作為北伐的主要領導人，姜維北伐的意義也逐漸迷失了。
在書中作者指出這樣一個邏輯：諸葛亮北伐曹魏，是為了討漢室之賊，只有討伐漢室的敵人，北伐才具有支撐蜀漢政權合法性的意義。但姜維北伐的契機，雖然是中原有變，但卻是司馬氏與曹氏的爭奪。姜維兩次大舉北伐，都是因為淮南起兵反對司馬氏，尤其是曹氏故臣夏侯霸的投靠，更讓姜維的討伐有種為了曹氏鳴不平的感覺。司馬氏攘奪曹氏與漢室何干？與蜀人何干？誰是該討之賊？曹氏是賊還是司馬氏是賊？在蜀人眼中姜維是曹魏降將，夏侯霸是曹魏降將，這兩個外來人，用蜀人的金錢、勞力、性命去摻和中原的事，不是窮兵黷武是什么？在這種基調下，姜維的北伐越來越難，朝中內外以譙周的《仇國論》為核心的輿論成為主流，北伐的意義被消解了。北伐意義的消解意味著背后巴蜀與漢室的關系也逐漸消解了，那些崇高的理想只能被歸為于崇高了，落不了地了。
《仇國論》中以“養民”“恤眾”的儒家觀念，消解了儒家正統性、合法性的意義。在漢末讖緯之學流行，在劉氏統治時期就已經有漢室將被取代“代漢者當涂高”的讖語流行于坊間。譙周的《仇國論》背后是周舒、杜瓊一脈相承的否定蜀漢政權合法性的天命解讀。這種解讀早在劉備稱帝之前，就已經廣泛存在于蜀地，尤其是巴蜀本土勢力在權力關系中迅速凝聚到這個論調之下，待外來者逐漸凋零之時，他們逐漸從不入流進入輿論的主流中。
書中還提到，在曹魏的戰略方針中，東吳始終是曹魏的首要目標，盡管蜀漢掀起次次北伐，但曹魏對蜀漢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和平統一。通過對蜀中要員思想上的攻勢，瓦解蜀漢對復興漢室的堅定。也正是因此，諸葛亮才會將這段時間形容為“此誠危急存亡之秋”。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蜀漢日后的投降與曹魏的和平統一策略有關，但譙周的論調卻與曹魏的和平統一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作者從劉備的發跡一直到蜀漢的滅亡以及后世的余波，整體對蜀漢政權的興亡做了細致的解析。那些被人們忽略的細節，被作者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很多事情之間并非都是直接關聯，往往在眾多因素的聯系中，我們才真能看到為什么崇高最后會被消解，為什么復興漢室最終成為被人們遺棄的一句空談。
（原標題：為什么蜀漢是三國中最先滅亡的政權？為什么蜀中人心散了？被消解的蜀漢“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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