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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進口創新藥和國產創新藥在中國市場的審批時間差，造就了中國創新藥的階段性繁榮。

這是fast follow的勝利。但如今，中外創新藥審批的時間差逐漸縮小，甚至國內外創新藥同步上市的時代，也不遠了。

進口藥加速進入中國，意味著國內創新藥企面臨的沖擊更加劇烈。隨著國內外藥物審批時間窗口的縮小，fast follow模式下的國產創新藥，很難繼續搶占國內的先發優勢。

這對于國內藥企來說，壓力山大。

因此，一些藥企呼吁，要給處于轉型階段的國內創新藥行業更多的政策保護。不過，也有市場人士擔心，過多的保護可能會讓一些藥企再度“躺平”，反而不利于創新藥行業的發展。

那么，在進口藥物的加速沖擊下，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創新環境，又該如何呵護源頭創新的星星之火？是直面競爭還是政策傾斜，你怎么看？

不斷縮窄的時差

進口藥正在加速進入中國。

2012年，我國患者用上進口的新藥的時間要比美國晚7、8年。而在2020年，在美國獲批上市的腫瘤藥，中美上市滯后時間中位數只有2.7年。并且，這一時間差還在不斷縮短。

具體來看，十年前，進口新藥想要在國內申報上市，審批手續冗長復雜、效率低，以至于有人調侃中國藥物審批“世界第一慢”。以藥王修美樂為例，2002年修美樂在美國上市，直到2010年才在國內獲批上市。

對于患者來說，中外藥物上市時間差，無疑使患者痛失使用最新的治療藥物的機會。但對于國內藥企來說，這一時間差則成了發展的機會。

靠著與進口藥物進入國內的時間差，國內創新藥通過fast follow策略，對海外創新藥研發進行快速跟隨，既避開了創新藥研發的風險，又能獲得豐厚的回報。

不過，這種躺賺的時代，沒能持續太久。自2015年以來，國內創新藥審批政策開始發生一系列改變，包括出臺鼓勵研發創新，優先審評、加快境外已上市臨床急需新藥審評、臨床試驗默示許可制等制度。

尤其是對于進口藥物來說，藥物開發和注冊策略從先在海外獲批然后進行國內銜接研究，轉變為在全球批準之前加入多中心臨床試驗，以及一定條件下的豁免中國臨床試驗。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進口創新藥進入中國市場的流程得以簡化，過程得以提速。具體來說，在2006-2010年，在美國獲批上市的腫瘤藥，中美上市滯后時間中位數為8.7年，而2016-2020年這一中位數僅為2.7年。

并且，當下中外藥物上市的時間差，還在進一步縮小。比如，輝瑞的NME藥物阿布替尼片，2022年1月14日在美國上市。僅僅三個月后的4月11日，阿布替尼片在國內獲批上市。

再比如，勃林殷格翰的IL-36受體抑制劑佩索利單抗，2022年9月1日于美國獲批上市，三個月后，也就是12月14日，佩索利單抗在國內獲批上市。

不難看到，如今一些藥物已經基本能夠保證中外藥物同期獲批。而在進口藥加速進入中國市場的背景下，留給國產創新藥fast follow的時間窗口，越來越窄。

藥企呼吁更多政策支持

中外藥物審批時間差縮小意味著，患者可以及時用到最新的藥物，這當然是好事一樁。

但是，進口藥加速進入中國，意味著創新藥企面臨的沖擊更加劇烈。隨著國內外藥物審批時間窗口的縮小，fast follow模式下的國產創新藥，難以繼續搶占國內的先發優勢。

這對于處在轉型階段的創新藥企，絕不是個好消息。

在今年兩會上，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便表示，全球創新藥加快在境內上市的步伐，對國產創新藥形成了較大壓力。

他指出，國產創新藥的研發，跟隨創新情形較多，境外創新藥涉及的靶點，國產創新藥基本均有立項研發，但速度一般落后于境外。進口藥在境內獲批后，相同靶點適應癥的國產創新藥很難再獲得加快審評資格，延緩了審評審批進程，加大了國產創新藥和進口藥境內上市時間差。

孫飄揚認為，國產創新藥正處在重要的轉型期，這期間需要政策的繼續引導和支持，并建議對于同靶點首家國產創新藥在審評審批政策上給予支持：

第一，酌情加快首家國產創新藥審評審批，以便更早地參與創新藥的國家醫保談判，更好地服務中國患者；

第二，進口藥在境內批準上市后，同靶點適應癥的首家國產創新藥，符合相關條件的可繼續適用附條件批準政策。

酌情加速審評、附條件批準，這些建議不難理解，“唯快不破”一直都是創新藥脫穎而出的真理，先發優勢對創新藥更是至關重要。

尤其優先評審，就像高校自主招生成績好的學生能提前發放錄取通知書，是創新藥上市加速器。正常情況下，藥品上市審評時間為200個工作日，而那些納入優先審評的藥品，審評時限為130工作日，如果是臨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的罕見病藥品審評時限僅為60工作日。

雖然提前獲批，不一定能夠帶來顯著優勢；但是，落后太多，無論是市場布局還是醫保談判，后來者都會處于下風。尤其是在一些競爭激烈的領域。

回到現實來說，雖然近些年來中國創新藥行業發展迅速，但是我們的創新藥與歐美相比仍有不小的距離，尤其是在源頭創新方面。

創新藥行業的發展規律決定，我國創新藥想要趕超歐美也并非短時間能夠完成的，其發展必然要經歷，從仿制藥起家逐漸過渡到fast follow模式，再到完全直面創新的過程。

而在進口藥物的壓力之下，留給國產創新藥過渡的時間、金錢都不算寬裕，國產創新藥的轉型之路也就更加艱巨。

在這一背景下，藥企希望監管方面多給予國產創新藥多一些保護，以逐步完成從fast follow到first in class的過渡階段，也無可厚非。

直面創新

只不過，我們還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倘若躺著可以賺錢，還有努力奔跑的必要嗎？

回顧過去的創新藥發展，我們可以看到，過去，藥企靠著仿制藥就能賺得盆滿缽滿的年代，少有藥企愿意研發創新藥。這不難理解，做仿制藥就能吃飽，誰還愿意做創新藥？畢竟，創新永遠意味著風險，“借鑒”卻大概率穩賺不賠。

而在集采、進口藥沖擊下，國內藥企正在奮起直追，也取得了一定成績。據統計，2015年至2022年，國產創新藥批準上市數量已接近2015年之前獲批數量的2倍，銷售額的增幅也開始超過進口創新藥。

不得不說，2015年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效果顯著。

國內創新藥繁榮不假，但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國內大部分新藥仍是“復制品”。最典型的，莫過于國產PD-1。

扎堆嚴重的，也不止PD-1。當前火熱的ADC藥物，更多的仍是海外ADC藥物的跟隨者。

正因此，一場自上而下的創新藥供給側改革早已拉開帷幕。2021年發布《以臨床價值為導向的抗腫瘤藥物研發指導原則》強調未滿足的醫療需求和臨床價值，以減少低水平創新和同質化內卷。

那么，現階段如果政策給予國內創新藥過多的保護，失去了外來鯰魚的刺激，國內藥企會不會再一次“躺平”？

當然，不管政策是否會對國內的創新藥發展給予更多的保護，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國內創新藥的發展，最終都離不開直面創新。

政策的傾斜，只是影響創新藥發展的一個因素，最重要的因素還是產品本身。即便藥物加速審批，也不能保證利于不敗之地。比如，優先評審只是加速評審速度，而與結果無關，藥物上市也不等于商業化成功。

如今的創新藥發展早已進入一個創新為王的時代，一定是依靠更好、更具有創新性的產品才能推動整個行業持續向上。

而當下我們的創新藥最為薄弱的一環便是創新，尤其是源頭創新。沒有源頭創新，創新藥行業想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便無從談起。不過，源頭創新的確并不容易，需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不被紅塵擾的精神。

做難而正確的事，我們的創新藥行業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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